第三章 三皇五帝
第一节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既然知道中国可考的古史,起于三皇五帝,那么,咱们现在讲历史,就可以暂时从这里起了。 要晓得一个时代的历史,总得先晓得这个时代的社会是什么状况。三皇五帝的事迹,散见在古书里的很多,关于社会状况的也不少,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条理系统,而且不尽可靠。且慢,我现在找着两种书,说这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,却是很明白的。一种是《白虎通》的论三皇,它说: 古之时,未有三纲六纪;民人但知其母,不知其父;能蔽前而不能蔽后(《北堂书钞》引《五经异义》:“太古之时,未有布帛,人食禽兽rou而衣其皮,知蔽前,未知蔽后”)。卧之,行之吁吁,饥即求食,饱即弃余;茹毛饮血,而衣皮苇。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,俯察法于地;因夫妇,正五行,始定人道;画八卦以治下,治下伏而化之,故谓之伏羲也。谓之神农何?古之人民,皆食禽兽rou;至于神农,人民众多,禽兽不足;于是神农因天之时,分地之利;制耒耜,教民农作;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,故谓之神农也。谓之燧人何?钻木燧取火,教民熟食;养人利性,避臭去毒,谓之燧人也。 三皇的次序,应当从《尚书大传》,燧人在前,伏羲次之,神农最后。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(见第十章第一节)。燧人的时候还在“渔猎时代”,所以要教民熟食。渔猎时代,还没有“夫妇之伦”(一群女子,都是一群男子的妻,参看严复译甄克思《社会通诠》),所以“但知其母,不知其父”。渔猎时代,还没有“所有权”(所有权,是到畜牧时代,因为畜牧要花劳力起的,也见《社会通诠》),所以“饥即求食,饱即弃余”。到伏羲时候,便进入“游牧社会”。游牧社会,人民便从山谷之中,分散到各处平地;“家族制度”,就从此发生,所以有“夫妇之伦”。从游牧时代,变到耕稼社会,总是因为人民众多,地力不给;所以神农才要“教民农作”。《白虎通》这一段话,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,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。 一种是《易·系辞》说伏羲以后的创作,它说: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;观鸟兽之文,与地之宜;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;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作结绳而为网罟,以佃以渔……包牺氏没,神农氏作。斫木为耜,揉木为耒;耒耨之利,以教天下……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货;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……神农氏没,黄帝尧舜氏作……黄帝尧舜,垂衣裳而天下治……(《正义》:自此已下,凡有九事,黄帝制其初,尧舜成其末,故连云黄帝尧舜也。垂衣裳者,以前衣皮,其制短小;今衣丝麻布帛,所作衣裳,其制长大,故云垂衣裳也)。刳木为舟,剡木为楫;舟楫之利,以济不通……服牛乘马,引重致远……重门击柝,以待暴客……断木为杵,掘地为臼;臼杵之利,万民以济……弦木为弧,剡木为矢;弧矢之利,以威天下……上古xue居而野处,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,上栋下宇,以待风雨……古之葬者,厚衣之以薪,葬之中野,不封不树,丧期无数,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……上古结绳而治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;百官以治,万民以察。 耕稼时代,人民四处分散,更不能如游牧时代之“列帐而居”。一切需用的东西都不能取诸近处,所以“商业”就随之而起。商业既兴,“水陆交通”,就随之便利。农耕时代,人民的生活程度渐高,所以“衣服”、“住居”、“器用”、“葬埋”,都比古人讲究。农耕时代,人民就都“定住”,而且都有了“储蓄”,就要防人“掠夺”;所以“战争”、“守御”的事情,也就随之而起。生活程度既高,“文化”自然发生了,所以就有“文字”。这一节所述,于社会进化情形也是很对的。 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三皇时代,君主的传统,还不可考;到五帝时代就不然(就不是紧相承接,也必相去不远)。可见得五帝时代的历史,更比三皇时代明白。咱们现在,就得要提出几件五帝时代的大事来讲讲。其第一件,便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。 这件事,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所载,是: 黄帝者,少典之子(《索隐》:“少典者,诸侯国号,非人名也。”又按《国语》云:“少典娶有氏女,而生炎帝,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”),姓公孙,名曰轩辕……轩辕之时,神农氏世衰,诸侯相侵伐,暴虐百姓,而神农弗能征;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,以征不享,诸侯咸来宾从;而蚩尤氏最为暴,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诸侯,诸侯咸归轩辕;轩辕乃修德振兵……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,三战然后得其志。蚩尤作乱,不用帝命;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,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,遂禽杀蚩尤;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,代神农氏(按:阪泉,《集解》引服虔,只说是地名,涿鹿,服虔说是山名,在涿郡3;似乎是的。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,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,所以附会上去的)。 近来的人说,蚩尤是三苗的酋长,三苗,就是现在所谓苗族4;它占据中国本部,在汉族之先,后来给汉族驱逐掉的。黄帝和蚩尤的战争,就是其中的一事。这句话不很精细。三苗是古代的一个国名,不是种族之名;它的民族,却唤做“黎”;黎族的君主,起初是蚩尤,后来才是三苗(《书·尧典》:“窜三苗于三危。”《释文》:“马王云:国名也;缙云氏之后为诸侯,盖饕餮也。”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高诱《注》:“三苗,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沌,少昊氏之裔子穷奇,缙云氏之裔子饕餮,三族之苗裔,故谓之三苗。”又《书·吕刑》:“蚩尤惟始作乱。”《释文》:“马云:少昊之末,九黎君名。”《札记·缁衣》:“甫刑曰:苗民弗用灵,制以刑,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”《正义》:“按郑注《吕刑》云:苗民,谓九黎之君也。九黎之君,于少昊氏衰,而弃善道,上效蚩尤重刑,必变九黎。言苗民者,有苗,九黎之后,颛顼代少昊诛九黎,分流其子孙,居于西裔者为三苗;至高辛之衰,又复九黎之恶;尧兴,又诛之,尧末,又在朝。舜时,又窜之;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,故著其氏而谓之民5。民者冥也,言未见仁道。”据以上几种说法,三苗究竟是饕餮,还是浑沌、穷奇、饕餮三族之后,虽不能定,然而的确是个国名——就是氏族之名,并不含有人民——种族——的意思。《高注》:“一曰:放三苗国民于三危也。”就是郑注所谓著其氏而谓之民,也并不是指人民。蚩尤,马融说:“少昊之末,九黎君名。”郑玄说:“九黎之君,于少昊氏衰,上效蚩尤重刑。”则蚩尤还在少昊以前,似乎郑说为是)。这一族人(君主虽是蚩尤三苗,人民却是九黎)和汉族竞争,从黄帝时代起,直到尧舜时代止(看上文所引《吕刑》郑注,就可明白),不可谓不久;然而曾到黄河流域与否,毫无证据(《吕氏春秋》: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,也只到今汉水流域);他的占据江域和汉族的占据河域,孰先孰后,也史无可征,怎能武断说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前呢? 这一族人,现在称他为苗,乃是“蛮”字的转音,和古代“三苗”的“苗”字无涉;试看古代“三苗之国”亡后,历代都只有所谓蛮,并无所谓“苗”;从元明清以来方渐次改称为“苗”,就更无所谓蛮可知。蛮是中国人通称南方异族之名,他种族的本名,实在是“黎”字。后世都写作“俚”或又写作“里”;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:“建武十二年,九真徼外蛮里张游,率种人慕化内属,封为归汉里君。”《注》:“‘里’,蛮之别号(其实是本名),今呼为‘俚人’是也。”这一族人,似乎本来住在中央亚细亚高原,后来沿长江东徙的,何以知道呢?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: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,帝患其侵暴,而征伐不克;乃访募天下,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,赐黄金万镒,邑万家,又妻之以女。时帝有畜狗,其毛五采,名曰盘瓠;下令之后,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;群臣怪而诊之,乃吴将军首也……乃以女配盘瓠。盘瓠得女,负而走入南山,止石室中;经三年,生子一十二人,六男六女;盘瓠死后,因自相夫妻……今长沙武陵蛮是也。 近来有人说:这盘瓠就是盘古6,关于盘古的神话,都是苗族所传,汉族误把他拉来,算做自己的;这话很奇而很确。为什么呢?一、盘瓠、盘古,声音相同;二、关于盘古的神话,思想和中国别种神话不同;三、汉族古帝,都在北方;独盘古则祠在桂林,墓在南海(见任昉《述异记》);四、汪宝《晋纪》、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,都说:“苗人杂糅鱼rou,叩槽而号,以祭盘瓠。”(《文献通考》引)近人笔记,说广西岩洞中,往往有崇宏壮丽,榜为盘古庙的;庙里奉祀的,是盘古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;农历六月初二,相传是盘古生日,远近聚集,致祭极虔(见《地学杂志》)。照此说来,不但盘古是苗族的古帝,连司马贞《补三皇本纪》所列后一说的三皇,也是苗族的古帝了。《遁甲开山图》说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,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,人皇起于形马(《御览》卷七十八)。柱州,以昆仑山高若天柱然,故名;形马,山名,旧说在蜀(《通鉴外纪》)。据此看来,天皇、人皇,实在是从如今的青海到四川的(昆仑,见第一章。熊耳山,在如今河南的卢氏县,龙门山在陕西韩城县、山西河津县之间,也和四川的山脉相接)。所以《华阳国志》也说“蜀之为国,肇自人皇”。到三苗时代,就进到左洞庭、右彭蠡的地位了(《史记·吴起列传》)。《书·尧典》:“窜三苗于三危。”《禹贡》:“导黑水,至于三危,入于南海”,《史记集解》(《夏本纪》)和《通典》(卷一百七十五)。引《郑注》道:“《地理志》,益州滇池有黑水祠,而不记此山水所在,今中国无之矣。”《地记》曰:“三危山,在鸟鼠之西南,与岷山相连。”则黑水就是如今的金沙江(一者,黑水祠在滇池,滇池是金沙江流域;二者,金沙江古名泸水,“泸”就是“卢”,也就是“玈”,就是“黑”)。三危山,就是如今的巴颜喀拉山脉。三苗是江域之国,把他窜到这个地方,一定因为三苗是九黎之君,三危是黎族的根据地,叫他去治理,却很相宜,所以史记说:“以变西戎。”(《禹贡》:雍梁二州,都以黑水分界;是雍州的西南界,到如今青海木鲁乌苏北岸;梁州的西界,到如今四川这一条水的东岸;断乎没有两条黑水的。入于南海的“海”,是“夷蛮戎狄谓之四海”的海,不是“洋海”的海。当时的金沙江,实在还没到和岷江合流之处,所以就把岷江算做长江的上源。后人凿定了海是洋海的海,就生出许多异说来;却又因为哈剌乌苏,译言黑水,就拿来附会禹贡的黑水;殊不知喀拉译言黑,是句“蒙古话”;这个名词,一定是蒙古人侵入青海之后才有的。古人所说的山,都是所包甚广,和现在地理学上所谓“山脉”、“山系”相当;断没有像志书上所说,仅指一峰一岭的。《水经注》:江水“东过江阳县南——如今四川的泸县——雒水从三危东,过广魏雒县南——如今四川的广汉县〈今为广汉市〉——东南注之”。可见得“三危”二字,所包甚广。《括地志》把它凿定在“敦煌县东南四十里”,就又生出疑问来了。《括地志》这句话,是跟《山海经》“三危在敦煌南”——《水经注》三十一卷引——来的;殊不知《山海经》下文,还有“与岷山相接,南带黑水”两句,所谓在敦煌南,和《说文》说“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”一样;因为中国郡县,极尽于此,只得如此说法;并不是说它在敦煌境内,或者极近的地方;不然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敦煌郡下,为什么都不说有三危山呢?照第一章所考据,于阗河的上源有昆仑,河曲的东面,又有昆仑;这两个昆仑,其实原是一山,不过因为一处是汉族发祥之地,一处为西戎所据,所以分出“海内”、“海外”罢了。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山所包甚广的一个证据。这一条例子,讲古代的地理,用处甚大,请诸位牢牢记着。) 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颛顼、帝喾两代,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,没有什么实事可述(《史记》系根据《大戴礼》)。大抵这两位君主,功业本不及黄帝、尧、舜,所以《易·系辞》也把他们略掉。尧舜时代,第一个大问题便是“禅让”;咱们现在且把它提出来研究研究。这件事据《史记》所记,是: 《五帝本纪》)尧曰:嗟四岳,朕在位七十载,汝能庸命,践朕位。岳应曰:鄙德,忝帝位。尧曰: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。众皆言于尧曰:有矜在民间曰虞舜。尧曰:然,朕闻之,其何如。岳曰:盲者子;父顽,母嚚,弟傲,能和以孝,烝烝治,不至jian。尧曰:吾其试哉;于是尧妻之以二女,观其德于二女。舜饬下二女子妫汭,如妇礼。尧善之;乃使舜慎和五典,五典能从;乃遍入百官,百官时序;宾于四门,四门穆穆,诸侯远方宾客皆敬;尧使舜入山、林、川、泽,暴风雷雨,舜行不迷;尧以为圣,召舜曰: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,女登帝位。舜让于德不怿。正月上日,舜受终于文祖;文祖者,尧太祖也。于是帝尧老,命舜摄行天子之政……尧立七十年得舜。二十年而老,令舜摄行天子之政,荐之于天;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……尧崩,三年之丧毕,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。诸侯朝觐者,不之丹朱而之舜;狱讼者,不之丹朱而之舜;讴歌者,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;舜曰:天也;夫而后之中国,践天子位焉。 舜子商均亦不肖,舜乃预荐禹于天;十七年而崩。三年之丧毕,禹乃亦让舜子,如舜让尧子,诸侯归之。然后,禹践天子位。尧子丹朱,舜子商均,皆有疆土以奉先祀,服其服,礼乐如之;以客见天子,天子弗臣,示不敢专也。(《夏本纪》)帝禹立而举皋陶,荐之,且授政焉;而皋陶卒……而后举益任之政。十年帝禹东巡狩,至于会稽而崩,以天下授益。三年之丧毕,益让帝禹之子启,而辟居箕山之阳。禹子启贤,天下属意焉;及禹崩,虽授益,益之佐禹日浅,天下未洽;故诸侯去益而朝启,曰:吾君帝禹之子也;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。 儒家的话,几千年以来,就把它算做历史;然而到底有个刘知几,明目张胆攻它(《史通·疑古篇》);还有造《竹书纪年》这类书的人,也是对于儒家的话怀疑的(《五帝本纪正义》:“《括地志》云:故尧城,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。《竹书》云:昔尧德衰,为舜所囚也。又有偃朱故城,在县西北十五里。”《竹书》云:“舜囚尧,复偃塞丹朱,使不与父相见也。”现在的《竹书纪年》,却又是明以来的伪书)。咱们现在,且引几句非儒家的话看看。 《韩非子·外储说》:尧欲传天下于舜,鲧谏曰:不祥哉,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;尧不听,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;共工又谏曰: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?尧不听,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;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。 又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,问之潘寿,对曰: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,已而以启人为吏;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,故传天下于益,而势重尽在启也;已而启与友党攻益,而夺之天下。 又《忠孝》: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,象为舜弟而舜杀之;放父杀弟,不可谓仁;妻帝二女,而取天下,不可谓义。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昔有扈氏为义而亡。注:有扈,夏启之庶兄也。以尧舜举贤,禹独与子,故伐启,启亡之。 《韩非子》说得好:“孔子、墨子,俱道尧舜,而取舍不同;皆自谓真尧舜,尧舜不复生,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?”(《显学篇》)非儒家的话,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;咱们现在,且再就儒家的话,校勘校勘。 一、前文所引的《史记》,和《尚书》、《孟子》都相同的。《史记·孟子列传》“退而与万章之徒,序《诗》、《书》,述仲尼之意,作《孟子》七篇”。赵岐《孟子题辞》“通《五经》,尤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”。那么,《孟子·万章上篇》所说,一定都是《书》说了(史公、孟子,似乎同用的《书》说;《史记》上和《孟子》相合的话,是同源异流的。未必史迁曾见过《孟子》)。然而把《尚书》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对,就有不符的地方。《孟子》“帝使其子九男事之,二女女焉”。《尚书大传》“舜耕于历山,尧妻之以二女,属以九子也”(《初学记·帝王部》引)。这是《尚书》今文家言。《书·皋陶谟》(伪孔分作《益稷》)“无若丹朱敖,惟慢游是好,傲虐是作,罔昼夜,罔水行舟,朋yin于家,用殄厥世”。《释文》“傲,字又作奡”。《说文》奡字下,“《虞书》曰:若丹朱奡,读若傲”。又引《论语》曰:“奡汤舟。”这是古文家言,非儒家言,只有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“尧属舜以九子”和《孟子大传》相合。此外《吕氏春秋·去私篇》就说“尧有子十人”。《求人篇》说“尧妻以二女,臣以十子”。《庄子·盗跖篇》又说,“尧杀长子”。《韩非子·说疑篇》“其在《记》曰:尧有丹朱,而舜有商均,启有五观,商有太甲,武王有管蔡,五王之所诛,皆父子兄弟之亲也”。丹朱被杀,别处都没有证验;然而尧杀掉一个儿子,似乎是真的;这个儿子,恐怕就是奡(参看《癸巳类稿》卷一《奡证》)。 二、《小戴记·檀弓》“舜葬于苍梧之野”,各种书都同的(《大戴记·五帝德》、《白虎通·巡狩篇》、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、《汉书·刘向传》、《三国志·薛综传》、《吕凯传》。又《小戴记·祭法》“舜勤众事而野死”,《国语·鲁语》同,郑玄韦昭,都把葬于苍梧之野解释它)。独有《孟子》说:“舜生于诸冯,迁于负夏,卒于鸣条,东夷之人也。”这句话,不知哪里来的。按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“舜耕历山,渔雷泽,陶河滨,作什器于寿丘,就时于负夏”,《索隐》引《尚书大传》“贩于顿丘,就时负夏”。史公、孟子,似乎也是同用《书》说的(“迁于负夏”的迁,作懋迁解)。《史记》下文“南巡狩,崩于苍梧之野,葬于江南九疑,是为零陵”。一定是后人窜入(《史记》这部书,给后人窜乱的地方极多;请看近人崔适的《史记探原》)。苍梧零陵,到了如今湘粤的边界似乎有被窜逐的嫌疑(刘知几就很疑心它),所以今文家把它讳掉(这个“今文家”三字,是指经学真有传授的人,并不是指古文既兴以后的今文家。请看末一段)。然而鸣条也是南夷的地方,舜禹果然“雍容揖让”,如何舜会死在这里,讳了半天,似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(赵岐《孟子》注“诸冯,负夏,鸣条,皆地名,负海也”。这个“海”,是“夷蛮戎狄,谓之四海”的海,正是注释《孟子》“东夷之人也”这一句。《吕氏春秋·简选篇》“殷汤登自鸣条,乃入巢门”,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“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”,《修务训》“汤整兵鸣条,困夏南巢,谯以其过,放之历山”。可见得鸣条和南巢、历山相近,正是所谓“东夷之地”〈参看第六章第五节〉。——《书·汤誓序》正义引郑玄云:“南夷地名”,已经微误。至《书序》“伊尹相汤伐桀。升自陑,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”,这个陑,本来是无可考的,伪孔硬说汤都偃师,桀都安邑,《正义》勉强附会,才生出“陑在河曲之南,鸣条在安邑之西”种种曲说来〈参看第四章第二节自明〉。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,也极为可疑。孟子答万章的话,无论如何,也不能自圆其说。顾炎武就说“上古诸侯之封万国,其时中原之地,必无闲土可以封也”〈《日知录》〉。然而古人所说万国、三千、千八百,实在是个虚拟之词,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〈参看第七章〉。有庳、苍梧,地极相近;舜放象的地方,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,这个疑团,更无从解释了)。 三、《新序·节士篇》:“禹问伯成子高曰:昔者尧治天下,吾子立为诸侯;尧授舜,吾子犹存焉;及吾在位,子辞诸侯而耕,何故?子高曰:昔尧之治天下,举天下而传之他人,至无欲也;择贤而与之,至公也;舜亦犹然。今君之所怀者私也,百姓知之,贪争之端,自此起矣;德自此衰,刑自此繁矣。吾不忍见,是以野处也。”这一段,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,和孟子答万章的话,大相反背。刘向是个博及群书的人,《新序》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,自然不能谨守家法。这也是今古文家,互相违反的一证(《书·甘誓序疏》:“……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,启独见继父,以此不服,故伐之。”这个说法,也必有所本)。 四、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,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,也很可疑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:“夫学者载籍极博,犹考信于六艺;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,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,让于虞舜、舜禹之间,岳牧咸荐;乃试之于位;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;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: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,逃隐;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,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,详矣;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”太史公这一段文字,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,和《书》义不合(《尚书》:虞夏同科〈见义疏〉,太史公说“虞夏之文”,是指尚书而言可知。“尧将逊位……然后授政”是述书义;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……何以称焉”,是述非儒家的载籍。“示天下重器……若斯之难也”,与“此何以称焉”句相呼应),既不能一笔抹杀(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。《五帝本纪赞》:“学者多称五帝,尚矣,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,而百家言黄帝,其文不雅驯,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宰予问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》姓,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空峒,北过涿鹿,东渐于海。南浮江淮矣,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,风教固殊焉;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。”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,极注重实验,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,又听见许多传说,然而六艺无征,自然要委绝不下了),而又六艺阙然,无可考信的意思。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,许由实在就是伯夷。他说尧舜时候的四岳,一共有三起人:第一起就是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四个。第二起分做八伯,四个是兜、共工、放齐、鲧,余无可考。第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。(见《尚书略说》,原文……“《周礼疏序》引郑《尚书》注云:四岳,四时之官,主四岳之事,始羲和之时,主四岳者,谓之四伯;至其死,分岳事置八伯,皆王官。其八伯,惟兜、共工、放齐、鲧四人而已。其余四人,无文可知矣。按上文羲和四子,分掌四时,即是四岳,故云四时之官也。云八伯者,《尚书大传》称阳伯、仪伯、夏伯、羲伯、秋伯、和伯、冬伯,其一阙焉。《郑注》以阳伯为伯夷掌之,夏伯弃掌之,秋伯咎繇掌之,冬伯垂掌之,余则羲和仲叔之后,《尧典》注言兜四人者,郑以《大传》所言,在舜即真之年,此在尧时,当别自有人,而经无所见,故举四人例之……按唐虞四岳有三:其始为羲和之四子,为四伯;其后共、等为八伯;其后伯夷诸人为之。《白虎通·王者不臣篇》:先王老臣不名,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,同功于天下,故尊而不名也。《尚书》曰:咨尔伯,不言名也。按班氏说《尚书》,知伯夷逮事尧,故在八伯之首,而称太岳。《春秋左氏传》隐十一年,夫许,太岳之胤也。申、吕、齐、许,同祖,故吕侯训刑,称伯夷禹稷为三后,知太岳定是伯夷也。《墨子·所染篇》、《吕氏春秋·当染篇》并云:舜染于许由伯阳,“由”与“夷”,“夷”与“阳”,并声之转。《大传》之阳伯,《墨》、《吕》之许由伯阳,与《书》之伯夷,正是一人。伯夷封许,故曰许由。《史记》:尧让天下于许由〈原注‘本《庄子》’〉。正附会咨四岳巽朕位之语;百家之言,自有所出。《周语》太子晋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。又云:胙四岳国,命曰侯伯,赐姓曰姜,氏曰有吕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云:吕尚,其先祖尝为四岳,佐禹平水土,虞夏之际,封于吕,姓姜氏。此云四岳,皆指伯夷:盖伯夷称太岳,遂号为四岳,其实四岳非指伯一人也……”)据他这个说法,尧让天下,就是让之于四岳;和《尧典》“咨四岳,朕在位七十载,汝能庸命,巽朕位”的话正合;然而四岳里三个,倒就在“四罪”之中(《尧典》〈伪古文的《舜典》〉“流共工于幽州,放兜于崇山,窜三苗于三危,殛鲧于羽山,四罪而天下咸服”),岂不可骇。儒者于此,没有一句话疏通证明;让国的许由,也不提及一字,一任非儒家去传说,这又是什么缘故呢(又《史记·秦本纪》:“秦之先,帝颛顼之苗裔,孙曰女修;女修织,玄鸟陨卵,女修吞之,生子大业。”《正义》:“《列女传》云:陶子生五岁而佐禹,曹大家注云:陶子,皋陶之子伯益也。按此,即知大业是皋陶。”据此,则益是皋陶的儿子,禹要行禅让,而皋陶死后,任政于益,反有世及的意思,这一层也很可疑)? 以上所举几条,不过是彰明较著的;要是仔细搜寻起来,一定还有许多证据。总而言之,“唐虞揖让”,“汤武征诛”,都是为公而不为私(孟子所谓“唐虞禅,夏后殷周继,其义一也”)。实在是儒家的学说,并非实有其事。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,别一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。就是儒家里头,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,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——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,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,纯粹是儒家的学说;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。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《今古文考》,南海康氏的《孔子改制考》,自然明白。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: 其一,儒家的学说,都是孔子所创造的,并没有所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等的圣人。后世实行儒家之学,便是实行孔子之学;其“功罪”、“祸福”,一大部分,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(且勿论其为是为非,为功为罪;孔子这个人理想的博大;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〈看《孟子·万章上篇》便见;这一篇的话,都是孔门的“书义”,上文已经说过了〉却很是可惊;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,很佩服他;说他是“集大成”,是“生民所未有”。一小部分的责任,后世的儒家,也应当分负的)。 其二,世界究竟是“进化”的,后世总比古人好。譬如“政体”,断没有后世是“专制”,古时候反有所谓“禅让”之理(其余各事,都是如此;一部历史,都要用这种眼光看)。 第四节 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,也是当时一大事。水患的原因,《尧典》上只有“汤汤洪水方割,荡荡怀山襄陵,浩浩滔天,下民其咨”二十个字,看不出什么道理来。《吕氏春秋·爱类篇》说“古者龙门未开,吕梁未发,河出孟门之上,大溢逆流;无有丘陵高阜,尽皆灭之,名曰鸿水”,似乎仍旧是河患;但是《吕氏春秋》这句话,是原本《尸子》的(《尸子》已逸,只有辑本,所以现在就引《吕氏春秋》)。尸子是晋国人,他单说龙门吕梁,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(参看胡渭《禹贡锥指》卷三),再看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“龙门未开,吕梁未发,江淮流通,四海溟涬”。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,实在是“弥漫于中国大平原”之上了。原来古时候,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(这个说法太长,不能细讲;欲知其略,请看孙星衍的《分江导淮论》。《白虎通》:“谓之渎河?渎者,浊也;中国垢浊,发源东注海,其劲著大,故称渎也。”《风俗通》引《尚书大传》:“渎,通也;所以通中国垢浊。”《水经·河水注》:“自河入济,自济入淮,自淮达江,水径周通,故有四渎之名”。则四渎之渎字,实在含有“通”、“浊”二义;“通”字之中,又含有“通垢浊”同“周通”二义。这都是相传的旧训,决非郦道元所能造的),所以一有水患,就灾区极广。尧时候的水,据《尧典》看起来,似乎“是多年的积害”,那么,自然情形更重大了。《孟子》上说: 《滕文公上》:当尧之时,天下犹未平:洪水横流,泛滥于天下;草木畅茂,禽兽繁殖;五谷不登,禽兽逼人;兽蹄鸟迹之道,交于中国。 《滕文公下》:当尧之时,水逆行,泛滥于中国;蛇龙居之,民无所定;下者为巢,上者为营窟(《淮南子》也说“民皆上丘陵,赴树木”)。 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。孟子既然是用的《书》说(见上节),这许多话,一定有所受之,不是随口乱道的(这许多话,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,因为用不着文饰)。禹的治水,《史记》总叙道:“禹乃遂与益、后稷奉帝命,命诸侯百姓,兴人徒以敷土;行山表木,定高山大川……乃劳身焦思,居外十三年(《孟子》说“禹八年于外”,这些琐细的问题,且别去考据它),过家门不敢入。陆行乘车,水行乘船,泥行乘橇,山行乘;左准绳,右规矩;载四时;以开九州,通九道,陂九泽,度九山;令益与众庶稻,可种卑湿;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;食少,调有余相给,以均诸侯。”和《孟子》“舜使益掌火……禹疏九河,瀹济、漯,而注之海;决汝、汉,排淮、泗,而注之江……后稷教民稼穑……”的说法相合。可见得当时治水,实在是禹为主,而益、稷佐之(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《汤诰》“古禹皋陶,旧劳于外”,大概皋陶和益,是父子继业的)。至于治水的法子,大概是疏导诸水,使之各有去路。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,本来都是相通的,就其天然的趋势,叫小水归入大水,大水东流入海,那么,江、淮、河、汉四水,就是诸水的纲领,所以这四条水,就唤做四渎(《风俗通·山泽》引《尚书大传》:“江、淮、河、济为四渎。”《汤诰》:“东为江,北为汉,西为河,南为淮;四渎既修,万民乃有居。”《孟子》:“水由地中行,江淮河汉是也”,因为当时诸水互通,所谓四渎,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,以为诸水之纲领,所以济汉也不妨互言。然而孟子的意思,也不是凿定,把江、淮、河、汉算做四渎;所以“疏九河”,“瀹济、漯”,“决汝、汉”,“排淮、泗”,又是把江淮河汉并举,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,所以“而注之海”,“而注之江”,又不妨互言。大概古人这等处,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,不必泥定字面,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)。禹治水的方法,大概是如此;《孟子》说:“水由地中行,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”这十一个字,最能得概括的观念(上句是治水的方法,下句是水的统系)。至于详细的情形,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,现在暂不必讲它(《禹贡》里的地理,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〈见第七章〉。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,可把胡渭的《禹贡锥指》先看一遍。这部书,虽不很精,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,很容易看;看了这一部,倘要再看别种,也就有门径了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