抄家 丝与盐与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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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振彦—曹玺—曹寅—曹甬—曹棠村,这一曹家世系,非常清楚。这是血缘流向,也是财富流向。 曹振彦是正白旗包衣,在辽阳沈阳生活到1644年,从龙入关,进入北京。所有的旗人都获得了房产,曹家也不会例外。 1646年,曹振彦以贡士出身,出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,一路升任大同知府。到1656年,曹振彦调到浙江,担任盐务相关职务,最高升至浙江盐法道。 明清时期,最富的人是盐商,所以盐官自然是肥差。曹振彦从此发了财。 但是曹家在南京的产业,那么大的院子花园,是曹玺置下的。1663年,曹玺任江宁织造,在南京安家,发展成南京四大家族之首。 曹玺其人,年轻时做过侍卫,并且“负经济才”,擅长经商。他的职务又是织造,大致相当于纺织厂的厂长。 清朝时期,内造,也就是内务府造,是皇家御用品牌,内造的都是最好的。江宁织造出品就是内造,曹玺手里掌握着最高端的纺织制衣材料,设备,和技术工人。想要通过商业活动赚钱非常容易。 曹寅为人“素性潇洒,不以俗务为要”,读书,写诗,刻书,是他的生活方式。但是,虽然他不看重钱,却不是不能赚钱。 1690年起,曹寅担任织造职务。从1703年开始,曹寅同李煦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,共达十年。这都是令人艳羡的差事。 但是更赚钱的是铜。 清朝,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是铜币。铸铜币需要原铜,原铜是从铜矿开采出来的。采矿需要成本,而且开采量有限。康熙年间,经济发展,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,铜的产量不能满足铸币需求,所以铜价上涨。刚好,日本产铜,而且铜价便宜。因此,中日贸易发展起来。 1684年,康熙第一次南巡,开放海禁。当时的商人把丝绸瓷器卖到日本,可以卖五倍的价钱,再把日本的铜运回国,又可以卖双倍的价钱。一个来回有十倍的利润。 但是,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海做生意。一方面要有雄厚的资本,至少要造得起海船。另一方面,还要有政治资本,能够从政府部门获得出海许可。凡有资格贩日铜的商家被称为洋铜商,是当时最富的人。 1699年,曹寅上书康熙,请求承办铜斤。康熙同意了,交给他全部份额的三分之一,并且由内务府提供办铜本金十万两白银,曹寅可领取三分之一,三万三千三百余两。从此,曹家办铜八年。 当时,从中国航行到日本要依赖季风,只能在五月份出发,“出洋例候风信,于五月内方可开船。”每年只能往返一次。 本金乘以十倍利润,再乘以八年,等于二百六十余万两银子。 七十二回,贾琏说:“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。”这个再字,就是由此而来。 而书中还有个地名叫平安州,日本有平安时代,而且日本没有内战,天皇从来没有改换过,所以,平安州就是日本。 去过平安州的人,有贾琏,柳湘莲,薛蟠。薛蟠是田周,皇商,“金如铁”,贩铜。曹家派去日本的人,是贾琏,对应曹顺或者曹颜。 十六回,贾琏乳母赵嬷嬷说起圣祖南巡:“那时候我才记事儿,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。” 海舫就是海船,造海船为出海贸易做准备,这是1699年那一次南巡。 1699到1707这八年间,康熙四次南巡,非常密集,其中至少两次到过曹家。不管是经济上,还是政治上,曹家都达到顶峰,正是“烈火烹油,鲜花着锦之盛”。时间上看,南巡同曹家的日铜贸易相关,康熙是东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