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三王时代
第一节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 “三王”就是“三代”,似乎应当算到东周之末;但是《孟子》已经说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,其失天下也以不仁”;古人所说的“三王”、“三代”,大概专指夏殷西周。我如今也图立名的方便,用个“三代时代”,来包括夏殷西周三朝,和五帝时代对举。要讲三王时代的事情,自然要从夏朝讲起。然而禹的治水,已经编入五帝时代;启伐有扈,第三章第三节,也已经略说;这件事情的详细,是无可考见的;此外夏朝的事情,较为著名的,只有“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”一件事。我们现在要讲这件事,且请先看夏朝的世系图(一、二、三、四等字,系表君位继承;所用的线,是表血统上的统系)。 据下文看起来,这个图,未必尽可靠;然而现在他无可据,只得姑且照它。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,是夏朝一件著名的事,却又是一个考据问题。这件事,《史记》上只有“帝太康失国。昆弟五人,须于洛汭,作五子之歌”十八个字,和《书序》相同,其余一概不提。《伪古文尚书》说:“太康尸位以逸豫,灭厥德,黎民咸贰。乃盘游无度,畋于有洛之表,十旬弗反;有穷后羿,因民弗忍,距于河。厥弟五人,御其母以从,徯于洛之汭;五子咸怨,述大禹之戒以作歌。”伪古文的不可信,无待于言;这一篇,尤其荒谬可笑。别的且勿论,各种书上都说太康兄弟五人,它却说“厥弟五人”,那么,连太康倒有六个了。羿的代夏,详见于《左传》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,咱们现在,且把它抄在下面。 ……昔有夏之方衰也:后羿自,迁于穷石,因夏民以代夏政,恃其射也,不修民事,而yin于原兽。弃武罗、伯因、熊髡、厖圉,而用寒浞(《杜注》:寒国,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,如今山东的潍坊市);寒浞,伯明氏之谗子弟也;伯明后寒弃之,夷羿收之;信而使之,以为己相。浞行媚于内,而施赂于外;愚弄其民,而虞羿于田;树之诈慝,以取其国家。羿犹不悛;将归自田,家众杀而烹之(《孟子·离娄下篇》:逢蒙学射于羿,尽羿之道;思天下惟羿为愈己,于是杀羿),以食其子;其子不忍食诸,死于穷门。靡奔有鬲氏(《杜注》:今平原鬲县。如今山东的德州市),浞因羿室,生浇及豷。恃其残慝诈伪,而不德于民。使浇用师,灭斟灌及斟寻氏(《杜注》:二国,夏同姓诸侯;仲康之子后相所依。乐安,寿光县东南有灌亭。如今山东的寿光县。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。如今山东的潍坊市)。处浇于过(《杜注》:东莱掖县北有过乡。如今山东的莱州市)。处豷于戈(《杜注》:戈,在宋郑之间)。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,以灭浞而立少康;少康灭浇于过,后杼灭浇于戈;有穷由是遂亡,失人故也。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,命百官,官箴王阙。于虞人之箴曰:芒芒禹迹,画为九州。经启九道;民有寝庙,兽有茂草,各有攸处,德用不扰。在帝夷羿,冒于原兽;忘其国恤,而思其麀牡;武不可重,用不恢于夏家。兽臣司原,敢告仆夫……(襄四年魏绛告晋悼公的话)……昔有过浇,杀斟灌以伐斟鄩,灭夏后相;后缗方娠(《杜注》:后缗相妻),逃出自窦,归于有仍(梁履绳《左通补释》,《春秋经》桓五年,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,《谷梁》经传并作任叔,仍任声相近,或是一地…… 按《地理志》,东平有任县,盖古仍国。如今河北邢台市。《杜注》:后缗,有仍氏女),生少康焉;为仍牧正;惎浇能,戒之。浇使椒求之(《杜注》:椒,浇臣);逃奔有虞(《杜注》:梁国有虞县。如今河南的虞城县),为之庖正,以除其害。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,而邑诸纶(《杜注》:纶,虞邑);有田一成,有众一旅;能布其德,而兆其谋;以收夏众,抚其官职;使女艾谍浇(《杜注》:女艾,少康臣),使季杼诱豷(《杜注》:季杼,少康子后杼也)。遂灭过戈,复禹之绩;祀夏配天,不失旧物……(哀元年伍员谏吴夫差的话) 以上都只说羿的代夏,和少康中兴;至于太康为什么失国,始终没有提及。我们再看: 《墨子·非乐》:子武观曰:启乃yin溢康乐,野于饮食,将将铭苋,莞馨以力,湛浊于酒,渝食于野,万舞翼翼;彰闻于大,大用弗式。 《逸周书·尝麦》:其在启之五子,忘伯禹之命,假国无正,用胥兴作乱。遂凶厥国。皇天哀禹,赐以彭寿,思正夏略。 《墨子》的话,不甚可解;然而“湛浊于酒,渝食于野,万舞翼翼”十二个字,大概是说“饮食”、“作乐”的。“彰闻于大”的“大”字,惠栋说是“天”字之误(见江声《尚书集注音疏》),也大概不错(其余不必强解)。合着《墨子》和《逸周书》看起来,似乎夏之亡,由于沉湎于酒,又好饮食,又好音乐;其事起于启,而亡国却在他五个儿子手里。“胥兴作乱”四字,不知道是什么事;彭寿是什么人,也不可考(《竹书纪年》:“帝启十一年,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。十五年,武观以西河叛,彭伯寿率师征西河,武观来归。”就是据着《逸周书》伪造的,惠氏以为可信,就差了。武观就是五观,据下文所考,确是五个人,不是一个人)。还有《楚辞》的《离sao》,有几句,却像总述这件事的始末的: 启九辩与九歌兮,夏康娱以自纵;不顾难以图后兮,五子用失乎家巷。羿yin游以佚田兮,又好射夫封狐;固乱流其鲜终兮,浞又贪夫厥家。浇身被服强圉兮,纵欲而不忍;日康娱而自忘兮,厥首用夫颠陨。 五子就是武观,为什么呢?《楚语》,“启有五观”(《书·甘誓》疏引作“夏有观扈”,看韦注,似乎《书疏》是错的),韦昭注“启子,太康昆弟也”;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:“太康,启子,昆弟五人,号五观。”《潜夫论·五德志》:“启子太康仲康更立,兄弟五人,皆有昏德,不堪帝事,降在洛汭,是为五观”,诸说皆同。“武”“五”是一声之转。那么,为什么要称“观”呢?《水经》巨洋水注:“国语曰:启有五观,谓之jian子。五观,盖其名也。所处之邑,其名曰观。”《左传》昭公元年:“夏有观扈”,《杜注》:“观国,今顿丘卫县。”卫县,就是如今山东的观城县(今观城镇)。然而依我看来,这话未必可信。为什么呢?(一)观城绝不能称为洛汭,《书序》虽不可靠,然而这一篇却和《史记》、《潜夫论》都相合的,没有反对证据。不便就疑心它。(二)卫县是后汉的卫国,前汉名为畔观;杜预的注,似乎有点牵合。(三)古人注文用个“盖”字,都是疑辞;郦道元说“盖其名也”,可见也只是推测,不敢决定。所以我说“夏有观扈”的观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考据清楚,且不必把它来和太康兄弟五人牵合。然则太康兄弟五人,究竟在什么地方呢?我说且算是在洛汭。为什么要在洛汭呢?居洛汭之前又在何处呢?这个问题,却不能有圆满的解答;我且引证一个人的话,来做一个推测。 金鹗《禹都考》(《求古录礼说》卷四):世言禹都安邑,其误始于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,郦道元浍水注因之;近洪氏颐煊,谓禹都阳城,不都安邑,足以证其谬矣;然其所考犹未详也。鹗窃疑禹都有二;其始都在阳城,而其后乃都于晋阳。按《汉书·地理志》,颍川郡阳翟,夏禹国。应劭曰:夏禹都也。臣瓒曰:《世本》言禹都阳城,《汲郡古文》亦云居之,不居阳翟也。师古曰:阳翟本禹所受封耳,应瓒之说皆非。洪氏颐煊谓阳城亦属颍川郡,与阳翟之地相近;或当曰禹所都阳城,本在阳翟,故《汉志》云。鹗考《史记·夏本纪》,禹避舜子于阳城,诸侯皆去商均朝禹,于是即天子位;知其遂都阳城,盖即所避之处以为都也。赵岐《孟子》注,阳城在嵩山下;《括地志》嵩山,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;则阳城在嵩山之南,今河南府登封县是也。若阳翟,今在开封府禹州,其地各异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,于偃师曰:殷汤所都;于朝歌曰:纣所都,于故侯国皆曰国;今阳翟不曰夏禹所都,而曰夏禹国,可知禹不都阳翟矣……然《左传》定公四年,祝佗谓唐叔,封于夏虚,启以夏政;例以上文康叔封于殷虚,启以商政,则禹之都即唐国也。唐国在晋阳:《汉书·地理志》太原郡晋阳,故诗唐国,周成王灭唐,封弟叔虞。杜预注《左传》云:夏虚,大夏,今太原晋阳是也;本于《汉志》,其说自确。《水经》云:晋水出晋阳县西县壅山。郦道元注,县,故唐国也;亦本《汉志》。乃臣瓒以唐为河东永安,张守节以为在平阳;不知唐国有晋水,故燮父改唐曰晋;若永安去晋四百里,平阳去晋七百里,何以改唐曰晋乎?唐定在晋阳,今山西太原府是也。又郑康成《诗谱》:魏国,虞舜夏禹所都之地。魏与唐相近,同在河北冀州;故哀公六年《左传》引《夏书》云:惟彼陶唐,帅彼天常,有此冀方;今失其行,乱其纪纲,乃灭而亡。服虔以为尧居冀州,虞夏因之;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证也;但在晋阳,不在安邑;皇甫谧、郦道元以安邑为禹都,此为谬耳…… 我以为古代的事情,都不过传得一个大略;都邑之类亦然,不过大略知道在什么地方;区区计较于数十百里之间,实在是白费心血的,所以阳城到底在登封,还是在禹县,这个问题,暂可不必较量。至于所论禹都晋阳一层,实在非常精确。禹都河北这一层,造伪书的人,也似乎知道的;不过知道得不甚精确;他脑筋里,只有一个“魏国夏禹所都”的观念;见战国时的魏,是都安邑,就以为安邑必是禹都;禹都既在安邑,就桀都也在安邑了;桀都既在安邑,就连鸣条也搬到河北去了;辗转牵率,就闹出绝大笑话(见下节)。然而禹都虽不在安邑,却不害其为在晋阳;并且“惟彼陶唐……乃灭而亡”几句《夏书》,怕确也是指太康亡国的;不过造伪书的人,不应当把兄弟五人改作“厥弟五人”;再把这几句《夏书》硬栽在他口里,算是他所作的歌罢了。这样看来,太康似乎是本居晋阳,失了国,逃到洛汭的;当时还离河北不远,到后来,才给寒浞等愈逼愈东,以至于灭亡。少康虽灭寒浞,曾否恢复河北却是一个疑问;所以桀之都,又在河南了(见下节)。然则后羿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?《左传》说:“后羿自迁于穷石”;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:“弱水,出自穷石”,高诱注:“穷石,山名也。在张掖北,塞水也。”似乎太远些。然而尧本都冀州,羿在尧手里就是射官(见《淮南子》),是个西北之国,却也不足为怪。难道羿是从西北塞外侵入的吗(看春秋时候的情形,便知道如今的山西省,在古代强半是戎狄占据之地。又夏好音乐,羿好田猎,也似乎一个是久居开明地方的人,一个是从塞外侵入的)?这个实在证据不足,只可存为一种推测罢了。 第二节 夏殷的兴亡 夏朝从少康以后,无事可见。《史记》说:孔甲“好方鬼神,事yin乱,夏后氏德衰;诸侯畔之”。又说:“自孔甲以来,而诸侯多畔夏;桀不务德而武;伤百姓,百姓弗堪。乃召汤而囚之夏台,已而释之;汤修德,诸侯皆归汤;汤遂率兵以伐夏桀;桀走鸣条,遂放而死。”那么,夏朝的衰弱,是从孔甲时候起,至桀而灭亡的。 《史记》记夏殷兴亡的事: 自契至汤,八迁,汤始居亳,从先王居。汤征诸侯:葛伯不祀,汤始伐之……当是时:夏桀为虐政,yin荒;而诸侯昆吾氏为乱,汤乃兴师;率诸侯;伊尹从汤;汤自把钺,以伐昆吾;遂伐桀……于是汤曰:吾甚武,号曰武王。桀败于有娀之虚;桀奔于鸣条;夏师败绩;汤遂伐三,俘厥宝玉……于是诸侯服,汤乃践天子位。平定海内。汤归至于泰卷陶,中作诰。既绌夏命,还亳。 这一段事情,须把它的地理考核清楚,才能知道当日战争的形势。按上文所见的地名,是(一)亳,(二)葛,(三)昆吾,(四)有娀之虚,(五)鸣条,(六)三,(七)泰卷陶;除有之虚无可考外,其余的,我都考核如下: 亳的说法,最为麻烦。据《书经正义》所引: 一)郑玄云:亳,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(《帝喾厘沃序疏》)。 二)《汉书音义》:臣瓒者云:汤居亳,今济阴亳县是也……(同上) 三)杜预云:梁国蒙县北有亳城(同上)。 四)皇甫谧云:《孟子》称汤居亳,与葛为邻,葛伯不祀,汤使亳众往为之耕。葛,即今梁国宁陵之葛乡也;若汤居偃师,去宁陵八百余里,岂当使民为之耕乎?亳,今梁国谷熟县是也(同上)。又《立政》“三亳阪尹”疏:皇甫谧以为三亳,三处之地,皆名为亳;蒙为北亳,谷熟为南亳,偃师为西亳。 五)郑玄以三亳阪尹,共为一事;云: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,分为三邑;其长居险,故言阪尹。盖东成皋,南辕,西降谷也(江氏声,《尚书集注音疏》说“降”是“函”之音转,降谷,就是函谷)。 这所引诸说,《立政》和《帝喾厘沃序》的《正义》,都说是不能定其是非。咱们当考核之初,有一件事,应当注意的,就是三亳是周初的事,不能和汤时的毫,并为一谈。皇甫谧的错误,就出在这里;他硬把周初的三毫,和商汤时候的亳,并为一谈;就把蒙、谷熟区区地方,硬分做南北两亳,去配偃师的西亳;这个,清朝的王鸣盛氏驳得他最痛快,他说(《尚书后案》卷六): 盖薄县者,汉本属山阳郡,后汉又分其地置蒙、谷熟二县,与薄并改属梁国;晋又改薄为亳,且改属济阴;故臣瓒所谓汤都在济阴亳县者,即其所谓在山阳薄县者也(按:《汉书·地理志》,山阳郡薄县下,“臣瓒曰:汤所都”。其“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”,见于河南郡偃师县下);亦即司马彪所谓在梁国薄县(按: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,薄县下“汤所都”);杜预所谓在蒙县北亳城者也;而亦即皇甫谧所分属于蒙、谷熟者也;本一说也,孔颍达《书诗疏》(按:《诗·商颂·玄鸟疏》),皆误认为异说,其谬已甚……而皇甫谧巧于立说,又以一薄分为南北二亳,且欲兼存偃师旧说,以合《立政》三亳之文;不知《立政》三亳,郑解谓迁亳之民而分为三;亳本一耳,安得有三;皇甫谧之谬如此…… 这个说法,精核极了;但是王鸣盛是一生“佞郑”的,他就一口断定亳在偃师,而于皇甫谧去葛太远,不便代耕之说,却只把“其说浅陋,更不足辨矣”九个字,轻轻撇过,这个却也未足服人(皇甫谧的话,大概是信口开河,没有一句可据的。但是这一驳,却不能全说他无理)。 我说古人的“城名”和“国名”,是分不开的;“国名”自然不能随时变换,所以新迁了一个都城,大概就把旧都城的名字,做它的名字(譬如晋国的新绛故绛)。商朝是随便搬到什么地方,都城都唤做亳的;所以“所谓亳的地方”,实在很多;但是当成汤时,考核得出来的,却也刚刚有三处: 一)是如今陕西的商县(今商州市)。这个是魏氏源《书古微》上说的(《汤誓序发微》)。他所举最强的理由是(1)《书序》“汤始都亳,从先王居”,先王就是契(《周语》:“玄王勤商,十四世而兴。”韦昭注:“玄王,契也。”据《史记》世系看起来,契到汤,恰好十四世。又《商颂毛传》,也说玄王是契。伪孔传说先王是帝喾,实在大错了的);契封于商(《书帝喾厘沃序疏》:“郑玄云: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。”)。(2)《诗·商颂》疏引《雒子命》(《书纬》)“天乙在亳,东观于洛”。《艺文类聚》引《尚书中候》,“天乙在亳,诸邻国襁负归德;东观于洛,降三分沉壁”。亳一定在洛之西,才可说东观。(3)《史记·六国表序》:“或曰:东方物所始生,西方物之成孰;夫作事者必于东南,收功实者常于西北;故禹兴于西羌;汤起于亳;周之王也,以丰镐伐殷;秦之帝,用雍州兴;汉之兴,自蜀汉。”看他所连类并举的,就可以知道亳一定在雍州境内。 二)就是偃师,这个,班固(《汉书·地理志》,河南郡偃师县,“有尸乡,汤所都”)、刘昭(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,河南郡偃师县注引《皇览》,“有汤亭,有汤祠”。又“尸乡,在县西三十里”)说法,都和郑玄相同。依我看起来,还有一条证据:《孟子》:“伊尹耕于有莘之野。”《史记》:“伊尹欲干汤而无由,乃为有莘氏媵臣。”有莘是周太姒的母家,在如今陕西合阳县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:“有侁氏得婴儿于空桑,后居伊水。命曰伊尹。”伊尹见汤的时候在有莘,后来居于伊水,就是汤始居商县,后居偃师的旁证。 三)就是汉朝的薄县,后来又分置蒙、谷熟的,地当今河南商丘、夏邑、永城三县之境。这个班固于薄县下,虽没有说是汤所都;然而后文论宋地,说:“昔尧作游成阳,舜渔雷泽,汤止于亳;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:重厚,多君子;好稼穑,恶衣食,以致畜藏。”王鸣盛硬说“止”字是“游息”;然而古人说“某某之遗风”,都是指他久居之地,不是指他游息之地(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本身,就处处是证据)。不能如此曲解;况且孟子的话,就是一个大证据;岂能袒护着郑康成,反疑心孟子(孟子所用的,都是《书》说,是有传授的,上章已经证明了)。 然则当汤的时候,既然有这三处可指为亳,汤到底是先住在哪一个亳,后来才迁居到哪两个亳的呢?要解决这个问题,就得一考当时用兵的形势。上文《史记》所举汤用兵之地是: 葛(《汉书·地理志》,陈留郡宁陵下,孟康曰:故葛伯国,今葛乡是。如今河南的宁陵县); 昆吾(昆吾有两处:一是左昭十二年,“昔我皇祖伯父昆吾,旧许是宅”。是如今河南的许昌县。一是哀十七年,“卫侯梦于北官,见人登昆吾之观”。《注》:“卫有观,在古昆吾之虚,今濮阳城中。”是如今直隶的濮阳县。桀时的昆吾在旧许,见后); 鸣条(见第三章第一节); 三(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,济阴郡定陶,有三亭。如今山东的定陶县); 泰卷陶(《书序》,汤归自夏至于大坰。仲虺作诰。《史记索隐》:“……卷当为坰……解尚书者以大坰今定陶……旧本或旁记其地名,后人转写,遂衍斯字也。”又《左传》定元年“仲虺居薛”,薛是如今山东的滕州市)。 又《诗·商颂》“韦顾既伐,昆吾夏桀”。则汤当伐桀之前还伐过韦顾两国;韦在如今河南的滑县(《左传》注“东郡白马县有韦城”,《郡国志》作韦乡。《通典》:滑州韦城县,古豕韦国),顾在如今山东的范县(《郡县志》:顾城,在濮州范县东二十八里,夏之顾国)。 又桀的都城,《伪孔传》说在安邑。《书序》:“伊尹相汤伐桀,升自陑。”它说:“汤升道从陑,出其不意;陑在河曲之南。”(《正义》:“盖今潼关左右。”)“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”。它说“地在安邑之西,桀逆拒汤”。皇甫谧就再连昆吾也拉到安邑来,说:“今安邑见有昆吾邑,鸣条亭”;然而昆吾所在,证据确凿,苦于不能一笔抹杀,就说明“昆吾亦来安邑,欲以卫桀,故同日而亡”。如此信口开河,真乃千古笑柄。金氏鹗据《史记》吴起对魏武侯“夏桀之居:左河济,右太华,伊阙在其南,羊肠在其北”。《国语》“幽王三年,西周三川地震,伯阳父曰:周将亡矣,昔伊洛竭而夏亡,河竭而商亡”。断定桀之都在洛阳,韦注引禹都阳城,还不密合(《求古录礼说》卷六《桀都安邑辨》)。我说:古人都邑所在,不过传得个大略(见上节),阳城、洛阳,数十百里之间,实在无从硬断。《小戴记·缁衣》引尹吉(就是《尹诰》,书经篇名。序书的又把它唤做《咸有一德》,见郑注)“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”。注:“天当为先字之误……夏之邑,在毫西。”《正义》:“案《世本》及《汲冢古文》云:禹都咸阳……”咸阳,是误字,如今《汉书·地理志》注引《世本》、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引《汲冢古文》,正作阳城,“西邑夏”,似乎是对于东迁的夏而言之。《国语》史伯对郑桓公曰:“昆吾为夏伯矣。”韦昭注:“祝融之孙陆终第三子,名樊,为己姓,封于昆吾。昆吾,卫是也。其后夏衰,昆吾为夏伯,迁于旧许。”据此,桀似乎是始都阳城,后迁旧许,同昆吾在一起的;所以同日而亡(《商颂郑笺》)。 再看《逸周书·殷祝篇》:“汤将放桀于中野;士民闻汤在野,皆委货,扶老携幼奔,国中虚……桀与其属五百人,南徙千里,止于不齐;不齐士民,往奔汤于中野……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,鲁士民又奔汤……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……”就可以知道桀的踪迹,是步步往东南退的(《御览》八十三引《尚书大传》略同)。 桀既然是往东退,汤自然是往东进;那么,一定是先都商县的亳,再都偃师的亳,再都邻葛的亳的。不过,“既绌夏命还亳”的亳,却无从断定其在哪一处(因为他随便到什么地方,都把它唤做亳,所以不敢断定这亳是灭桀以前最后所住的亳。何以知道他随便到什么地方,都把它唤做亳呢?据上文所考证,当汤的时候,就有三个亳,是一个证据;左襄二十年,“乌鸣于亳社”,是宋国的社,还唤做亳社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:“宁公二年……遣兵伐荡社;三年,与亳战,亳王奔戎,遂灭荡社。”《集解》:“徐广曰:荡音汤,社,作杜。”《索隐》:“西戌之君,号曰亳王,盖成汤之胤。其邑曰荡社。徐广云:作汤杜,言汤邑在杜县之界,故曰汤杜也。”《封禅书》:“于社,亳有三社主之祠。”《索隐》:“徐广云:京兆杜县有亳亭,则社字误,合作杜亳。”《说文》:亳,“京兆杜陵”。是汤之后在雍州的,所居的城,还唤做亳。是两个证据。所以我只说汤的时候,考得出的亳有三处。并不敢说汤的时候,亳只有三处)。然而汤用兵的形势,却因此可以推定7。 汤初都于今商县的亳,后来进取偃师;桀大约是这时候(或者不是)弃阳城,退到旧许;汤再进到现在河南的东境(邻葛的亳);从此以后,伐葛,伐韦,伐顾,然后迥向南伐昆吾。伐昆吾,就是伐桀;桀是从中野、不齐、鲁,步步东南退,最后逃到鸣条;汤以其间,又伐三。 鸣条是东夷之地;三、鲁,也是和东夷逼近的(参看第六章第五节。中野、不齐无可考)。我们因此悟到:汤用兵的形势,实在和周初相同;不过周朝灭纣,东征,伐淮夷,是武王、周公、成王三世相继,汤却是一个人干的罢了(《孟子·滕文公篇》:“汤始征,自葛载,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。”《赵注》:“载,始也……一说,言当作再字;再十一者,汤再征十一国;再十一,凡征二十二国也。”不论十一、二十二,总之汤用兵的次数很多)。 第三节 商朝的事实 以上商朝的帝系图,是据的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“玄王勤商,十四世而兴;帝甲乱之,七世而亡”,又姜氏告公子重耳,“商之享国三十一王”。《大戴礼·保傅篇》:“殷为天子,三十余世,而周受之。”《少闲篇》:孔子告哀公“成汤卒崩,二十一世,乃有武丁即位;武丁卒崩,九世,乃有末孙纣即位”。都和《史记》世数相合。又《书经·无逸篇》述殷中宗高宗祖甲诸君享国的年数,似乎也还确实。 商朝一代,可考见的事情,分述如下: 其一是伊尹放太甲。《史记》上说: 汤崩,太子太丁,未立而卒。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……即位二年崩。立外丙之弟中壬……即位四年崩。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;太甲,成汤适长孙也……帝太甲元年,伊尹作《伊训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徂后》。帝太甲既立三年,不明,暴虐,不遵汤法,乱德;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。伊尹摄行政,当国以朝诸侯。帝太甲居桐宫三年,悔过,自责反善;于见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。 这件事,本来没有异说,伪古文《太甲》才说“王徂桐宫居忧”,又说“惟三祀十有二月朔,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”;伪《传》就说“汤以元年十一月崩,至此二十六月,三年服阕”;又解《书序》的“太甲元年”,作“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”;伪《伊训》:“惟元祀,十有二月,乙丑,伊尹祠于先王”,作“汤崩逾月,太甲即位,奠殡而告”以就之;就把外丙中壬两君革去,又把《史记》的“太甲既立三年”,“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”,两个“三年”缩成一个三年了。这是不值得一辩的(但看上文商朝的世数,各书都与《史记》合,就知道绝不能略去外丙、中壬两君)。商朝的“君位继承”,大概是“兄终弟及”,而所谓“弟”者,以“同母”为限,所以《春秋繁露》(《三代改制质文篇》)说:“商质者主天,夏文者主地;主天者法商而王,故立嗣予子,笃母弟;主地法夏而王,故立嗣予孙,笃世子。”《公羊》何注(隐七年)说:“母弟,同母弟;母兄,同母兄……分别同母者,《春秋》变周之文,从殷之质;质家亲亲,明当厚异于群公子也。”《史记》:“自中丁以来,废‘适’而更立‘诸弟子’;‘弟子’或争,相代立。”“废适”的“适”字,包括“弟”与“子”而言;和“诸弟子”的“诸”字一样。以次当立的母弟,唤做“适弟”;同母的弟兄,以次都立尽了,似乎应当回转来,立长兄的儿子;譬如,仲壬死了立太甲,沃丁死后立祖丁;这个也要包括于“适子”二字之中。至于伊尹“摄行政,当国,以朝诸侯”,自然是非常之举,与所谓“古之人皆然”的“君薨,百官总己,以听于冢宰三年”,无涉(《论语·宪问》,《小戴记·檀弓》。因为他在三年以外。桐宫,《史记集解》:“郑玄曰:地名也,有王离宫焉。”赵岐《孟子》注〈《万章上》〉也只说“放之于桐邑”。《史记正义》:“《晋大康地记》云:尸乡南有亳阪,东有城,太甲所放处也。”阎若璩又说——《尚书古文疏证》——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梁国虞县有桐亭,虞是如今河南的虞城县,离邻葛的亳,只有七十里。才便于伊尹,既然摄政,又可往来训诲。这两说怕都是因亳而附会的,未必可据)。其二是殷朝的屡次迁都。据《史记》所记是: 仲丁迁于敖(《书序》作嚣,《正义》李颙曰:嚣,在陈留浚仪县〈如今河南省城西北〉。皇甫谧云:仲丁自亳迁嚣,在河北也。或曰:今河南敖仓〈就是《括地志》的说法〉,二说未知孰是。《史记正义》:“《括地志》云:荥阳故城,在郑州荣泽县西南十七里,殷时敖地也。”) 河亶甲居相(《史记正义》:“《括地志》云:故殷城,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。即河亶甲筑都之所,故名殷城也。”) 祖乙迁于邢(《书序》作“祖乙圮于耿”,《正义》:“郑玄云:祖乙又去相居耿,而国为水所毁;于是修德以御之,不复迁也……”又《正义》前文说皇甫谧“又以耿在河东,皮氏县耿乡是也”。《史记索隐》“邢近代本亦作耿,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”。《正义》:“《飞括地志》云: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县。故耿国也。”) 帝盘庚之时,殷已都河北。盘庚渡河南,复居成都之故居……乃遂涉河南,治亳。(按:这个亳,就是偃师,见上节) ……武乙立,殷复去亳,徙河北。(这个河北,不能确定其在什么地方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:“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。”《集解》:“骃案应劭曰:洹水,在汤阴界,殷虚,故殷都也。瓒曰:洹水,在今安阳县北,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;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。”有人疑心这殷墟是武乙所迁,然亦无确据) 其中考得出理由的,只有《书·盘庚序正义》引郑玄云:“祖乙居耿后,奢侈逾礼,土地迫近山川,尝圮焉;至阳甲立,盘庚为之臣,乃谋徙居汤旧都。”又《序注》云:“民居耿久,奢yin成俗,故不乐徙。”此外都无可考见。(《书·盘庚》:“盘庚迁于殷。”《正义》:“郑玄云: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,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。”“于今五邦”,《释文》:“马云:五邦,谓商丘、亳、嚣、相、耿也。”《正义》:“郑、王皆云:汤自商徙亳,数商、亳、嚣、相、耿为五”) 其三是殷朝的兴衰。据《史记》说是: 太甲)帝太甲修德,诸侯咸归殷,百姓以宁。 雍己)殷道衰,诸侯或不至。 大戊)殷复兴,诸侯归之。 河亶甲)殷复衰。 祖乙)殷复兴。 阳甲)帝阳甲之时,殷复衰;自仲丁以来,废适而更立诸弟子,弟子或争,相代立,比九世乱,于是诸侯莫朝。 盘庚)殷道复兴,诸侯来朝。 小辛)殷复衰。 武丁)武丁修政行德,天下咸欢,殷道复兴。 帝甲)yin乱,殷复衰。 帝乙)殷益衰。 大抵所谓兴衰,以诸侯之朝不朝为标准。其中中衰的原因,只有从中丁到阳甲,是由于内乱,可以考见,此外都无从稽考了。 第四节 商周的兴亡 周朝的先世,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后稷,《史记》上说: 周后稷,名弃,其母有邰氏女,曰姜嫄……帝尧闻之,举弃为农师,天下得其利,有功。帝舜曰:弃,黎民始饥,尔后稷,播时百谷;封弃于邰(如今陕西的武功县),号曰后稷。别姓姬氏。后稷之兴,在陶唐虞夏之际,皆有令德。后稷卒,子不窋立,不窋末年,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,不窋以失其官,而奔戎狄之间。 这其间要注意的,便是“后稷卒,子不窋立”的后稷,是最后居稷官的,并不是“封弃于邰,号曰后稷”的后稷。不窋以后的世系,《史记》所载如下: 不窋——鞠——公刘——庆节——皇仆——差弗——毁隃——公非——高圉——亚圉——公叔祖类——古公亶父(追尊为大王)——季历(是为公季,追尊为王季)——昌(是为西伯,西伯曰文王) 它所述的事迹是: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,复修后稷之业。务耕种,行地宜,自漆沮渡渭取材用;行者有资,居者有畜积,民赖其庆,百姓怀之,多徙而保归焉。周道之兴自此始……公刘卒,子庆节立,国于豳(如今陕西的彬县)……古公亶父,复修后稷公刘之业。积德行义,国人皆戴之。熏育戎狄攻之……乃与私属遂去豳,逾梁山,止于岐下(如今陕西的岐山县)。豳人举国扶老携弱,尽复归古公于岐下;及他旁国闻古公仁,亦多归之。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,而营筑城郭宫室,而邑别居之。作五官有司,民皆歌乐之,颂其德8。 大抵如今的陕西,在古代是戎狄的根据地(参看第六章第一节)。所以周之先世,屡为所迫逐。公刘、古公,都是其中能自强的令主。古公之后,更得王季、文王两代相继,周朝的基业,就此光大起来了。 文王和纣的交涉,《史记》所记如下: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……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。闳夭之徒患之,乃求有莘氏美女,骊戎之文马,有熊九驷,他奇怪物,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……乃赦西伯,赐之弓矢斧钺,使西伯得征伐……西伯阴行善,诸侯皆来决平。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,乃如周。入界,耕者皆让畔,民俗皆让长。虞芮之人未见西伯,皆惭,相谓曰:吾所争,周人所耻,何往为,只取辱耳。遂还,俱让而去。诸侯闻之曰:西伯盖受命之君(《郡县志》:“故虞城,在陕州平陆县东北五十里,虞山之上,古虞国。闲原,在平陆县西六十五里,即虞芮让田之所”)。明年,伐犬戎(见第六章第一节);明年,伐密须(《汉书·地理志》:安定郡阴密县。《诗》:密人国。如今甘肃的灵台县);明年,败耆国(今《尚书》作黎,《释文》:“尚书大传作耆。”《说文》:黎邑,“殷诸侯国,在上党东北”,如今山西的长子县);明年伐邘(《集解》:“徐广曰:在野王县西北。”《正义》:“《括地志》云:故邘城,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”);明年,伐崇侯虎,而作丰邑,自歧下而徙都之(在如今陕西户县境内);明年,西伯崩。太子发立,是为武王。西伯盖即位五十年……诗人道西伯,盖受命之年,称王而断虞芮之讼,后七年而崩。谥为文王。改法度,制正朔矣。追尊古公为大王,公季为王季。 文王受命称王的年代,和纣囚文王的年代期限,各书互有异同(《尚书大传》“文王受命,一年断虞芮之讼;二年伐邘;三年伐密须;四年伐犬夷;五年伐耆;六年伐崇;七年而崩。”又说:“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,文王出则克黎。”“伐崇则称王。”见《诗·文王序》,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,《左传》襄三十一年疏。郑康成说: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,明年改元,改元后六年而伐崇,居丰,称王就在这一年。又有一说:以为文王再受命,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书,二十九年受丹书,俱见《诗·文王序》疏。《左传》昭十一年,卫北宫文子说:“纣囚文王七年。”《战国·赵策》,鲁仲连说:“拘之牖里之库百日”)。然而文王在纣的时候,必有“称王改元”的事情是无可疑的。 武王伐纣的事情,《史记》上所载如下: 九年,武王上祭于毕,东观兵,至于孟津。为文王木主,载以车中军,武王自称太子发,言奉文王以伐,不敢自专……是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。诸侯皆曰:纣可伐矣。武王曰:女未知天命,未可也。乃还师。归居二年,闻纣昏乱;暴虐滋甚……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:殷有重罪,不可以不毕伐。遂率戎车三百乘,虎贲三千人,甲士四万五千人,以东伐纣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,师毕渡孟津。诸侯咸会……二月甲子昧爽,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……诸侯兵会者,车四千乘。陈师牧野。帝纣闻武王来,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……纣兵皆崩,畔纣,纣走,反入,登于鹿台之上,蒙衣其珠玉,自燔于火而死。 以上所述,是武王伐纣的事实,然而周朝的功业,实在是到成王时候才大定的。《史记》上又说: 武王为殷初定,未集,乃使其弟管叔鲜、蔡叔度相禄父治殷……乃罢兵西归……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……武王已克殷后二年……武王病。天下未集。群公惧,穆卜。周公乃祓斋,自为质欲代武王,武王有瘳,后而崩。大子诵代立,是为成王。成王少,周初定天下,周公恐诸侯畔。周公乃摄行政当国。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,与武庚作乱畔周,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,放蔡叔。以微子开代殷后,国于宋。颇收殷余民,以封成王少弟封为卫康叔……初管蔡畔周,周公讨之,三年而毕定……周公行政七年,成王长,周公反政成王,北面就群臣之位。成王在丰,使召公复营洛邑,如武王之意。周公复卜申视,卒营筑,居九鼎焉,曰:此天下之中,四方入贡,道里均……成王既迁殷遗民……东伐淮夷,残奄,迁其君薄姑……兴正礼乐,度制于是改,而民和睦,颂声兴。 据以上所述,可见得武王克纣之后,周朝的权力,仅及于洛邑。管、蔡和武庚同叛,这件事不入情理。大概“主少国疑”的时候,武庚想趁此“光复旧物”,管、蔡也要和周公争夺权位,叛虽同时,却是各有目的的;其曾否互相结合,却无可考了。周公东征,是一场大战(《孟子》“周公相武王,诛纣,伐奄,三年讨其君,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。灭国者五十,驱虎、豹、犀、象而远之,天下大悦”)。他这战争,大概是和东夷的交涉(《说文》:“?,周公所诛?国,在鲁。”又《书·费誓》:“徂兹淮夷,徐戎并兴。”可见得这时候,东夷全畔。薄姑齐地,见《汉书·地理志》),东方毕定之后,仍旧要营建洛邑;成王亲政之后,还要去征淮夷、残奄;可见得周初用兵的形势,和夏商之际,实在是一样的(周营洛邑,就和汤从商迁到偃师相同;其用兵东夷,和汤迁到邻葛之亳以后,用兵的形势相同。参看第二节。以上的年代,据《史记》,是文王受命后七年而崩;后二年——九年——武王观兵孟津;又二年——十一年——克纣;后二年——十三年崩,周公摄政七年,而致政于成王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载《三统历》之说:是“文王受命九年而崩,再期在大祥而伐纣……还归二年,乃遂伐纣克殷……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……后七岁而崩……凡武王即位十一年。周公摄政五年……后二岁,得周公七年,复子明辟之岁……”又周公摄政七年的年代,孔、郑不同,见《礼记·明堂位》疏)。 又成王和周公的关系,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说: ……武王既崩,成王少,在襁褓之中,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,周公乃践阼,代成王摄行政,当国。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:周公将不利于成王。周公乃告太公望、召公奭曰: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,恐天下畔周,无以告我先王大王、王季、文王……于是卒相成王,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。管、蔡、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。周公乃奉成王命,兴师东伐……二年而毕定……周公归报成王,乃为诗贻王,命之曰《鸱鸮》,王亦未敢训周公……成王长,能听政,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……初成王少时,病,周公乃自揃其蚤,沈之河,以祝于神,曰:王少,未有识,jian神命者乃旦也;亦藏其策于府。成王病有瘳。及成王用事,人或谮周公,周公奔楚。成王发府,见周公祷书,乃泣,反周公(《蒙恬列传》载恬对使者的话,与此说相同)。周公在丰,病,将殁,曰:必葬我成周,以明吾不敢离成王。周公既卒,成王亦让,葬周公于毕,从文王,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。周公卒后,秋,未获,暴风雷雨,禾尽偃,大木尽拔,周国大恐。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滕书。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。二公及王乃问史,百执事;史,百执事曰:信,有,昔周公命我勿敢言。成王执书以泣,曰:自今后其无缪卜乎;昔周公勤劳王家,惟予幼人弗及知;今天动威,以彰周公之德,惟朕小子其迎,我国家礼亦宜之。王出郊,天乃雨,反风,禾尽起。二公命国人,凡大木所偃,尽起而筑之,岁则大熟。 郑康成注《尚书》,却与此大异。他解“我之弗辟”句,“读辟为避,以居东为避居”(《豳谱》和《鸱鸮·序疏》,又《尚书·金滕》释文)。说“周公出处东国,待罪,以须君之察己”(《诗·七月序》疏)。又注“罪人斯得”,说:“罪人周公之属党,与知居摄者。周公出,皆奔。今二年,尽为成王所得……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,恐其刑滥,又破其家,而不敢正言,故作《鸱鸮》之诗以贻王。”(《鸱鸮·序》)注“王亦未敢诮公”道:“成王非周公之意未解,今又为罪人言,欲让之,推其恩亲,故未敢。”(《鸱鸮·序疏》)注“秋大熟未获”道:“秋,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。”(《豳谱疏》)注“惟朕小子其新迎”道:“新迎,改先时之心,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,与之归,尊任之。”(《诗·东山序疏》)以为于是“明年迎周公而反,反则居摄之元年”(《礼记·明堂位疏》)。这两种说法,自然以《史记》为准,为什么呢?一者,《史记》和《尚书大传》相合(《尚书大传》说雷风之变,在周公死后,见《路史后纪》十,《通鉴前编》咸王十一年,《汉书·梅福传》注,《儒林传》注,《后汉书·张奂传》注引。又《白虎通·丧服篇》:“原天之意,子爱周公,与文武无异,故以王礼葬,使得郊祭。《尚书》曰:今天动威,以彰周公之德,下言礼亦宜之。”亦与《尚书大传》同义)。二者,“避居东都,待罪以须君之察己”,不合情理。我想周公摄政,就在武王崩的明年,“一年救乱,二年克殷,三年残奄”,一定如《史记》和《尚书大传》所说(《尚书大传》,见《礼记·明堂位》疏)。但郑康成所读古书,是极博的,他所说的话,也绝不会没有来历。我想这一段成王和周公冲突的历史,一定在周公归政之后。《左传》昭公七年,公将适楚,“梦襄公祖,梓慎曰:……襄公之适楚也,梦周公祖而行……子服惠伯曰:……先君未尝适楚,故周公祖以道之;襄公适楚矣,而祖以道君……”可见得周公奔楚,是实有的事(俞正燮《癸巳类稿·周公奔楚》义,引这一段事情,以证周公之奔楚,甚确。但以居东与奔楚并为一谈,却似非)。奔楚之后,不知道怎样又跑了回来,回来之后,不知道怎样死了。古人的迷信最重,活时候对人不起,到他死了之后,又去祭他求福,是不足怪的事(《汉书·匈奴列传》:“贰师在匈奴岁余,卫律害其宠,会母阏氏病,律饬胡巫言:先单于怒曰:胡故时祠兵,常言得贰师以社,今何故不用。于是收贰师。贰师骂曰:我死,必灭匈奴,遂屠贰师以祠。会连雨雪数月,畜产死,人民疫病,谷稼不熟,单于恐,为贰师立祠,室。”这件事,很可以推见野蛮时代的心理)。雷风示变,因而改葬周公,因而赐鲁郊祭,事虽离奇,其情节未尝不可推想而得。那么,周公之“以功名终”,怕又是儒家改制所托了。 第五节 西周的事迹 西周的事情,《史记》所载如下: 成康之际,天下安宁,刑措四十余年不用。 昭王之时,王道微缺。昭王南巡狩不返,卒于江上。其卒不赴告,讳之也。 穆王即位,春秋已五十矣。王道衰微。穆王闵文武之道缺,乃命伯(今《尚书》作伯)。申诫太仆国之政,作《命》,复宁。穆王将征大戎,祭公谋父谏……王遂征之,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,自是荒服者不至。诸侯有不睦者,甫侯言于王,作修刑辟……命曰《甫刑》。 懿王之时,王室遂衰,诗人作刺。 厉王即位三十年,好利,近荣夷公。大夫芮良夫谏……厉王不听,卒以荣公为卿士,用事。王行暴虐侈傲,国人谤王。召公谏曰:民不堪命矣。王怒,得卫巫,使监谤者,以告则杀之,其谤鲜矣;诸侯不朝,三十四年。王益严,国人莫敢言,道路以目……三年,乃相与畔,袭厉王,厉王出奔于彘(如今山西的霍州市)。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,国人闻之,乃围之。召公曰:吾昔骤谏王,王不从,以及此难也;今杀王太子,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……乃以其子代王太子,太子竟得脱。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,号曰“共和”。共和十四年,厉王死于彘;大子静长于召公家,二相乃共立之为王,是为宣王。宣王即位,二相辅之,修政,法文武成康之遗风,诸侯复宗周……三十九年,战于千亩(《索隐》:“地名,在西河介休县。”如今山西的介休市),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。 幽王嬖爱褒姒,褒姒生子伯服,幽王欲废太子。太子母,申侯女而为后;后幽王得褒姒,爱之,欲废申后,并去太子宜臼,以褒姒为后,以伯服为太子……幽王以虢射父为卿,用事,国人皆怨,石父为人佞巧,善谀好利,王用之,又废申后去太子也。申侯怒,与缯、西夷、犬戎攻幽王……遂杀幽王骊山下,虏褒姒,尽取周赂而去。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,是为平王,以奉周祀。平王立,东迁于雒邑,避戎寇。 这其间可以研究的,有几件事情。 其一,昭王南征不返的事:按《左传》僖公四年,“昭王南征而不复”。《杜注》:“昭王……南巡守涉汉,船坏而溺。”《正义》:《吕氏春秋·季夏纪》云:周昭王亲将征荆蛮,辛余靡长且多力,为王右。还反,涉汉,梁败,王及祭公陨于汉中;辛余靡振王北济,反振祭公。高诱注引此传云:昭王之不复,君其问诸水滨,由此言之,昭王为没于汉,辛余靡焉得振王北济也。振王为虚,诚如高诱之注,又称梁败,复非船坏。旧说皆言汉滨之人,以胶胶船,故得水而坏,昭王溺焉,不知本出何书。”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(集解):“服虔曰:周昭王南巡狩,涉汉,未济,船解而溺昭王……”《索隐》:“宋忠云:昭王南伐楚,辛由靡为右。涉汉,中流而陨,由靡逐王,遂卒不复,周乃侯其后于西翟。”这件事的真相,固然无可考见;然而有可注意的两端:第一,诸说都说是溺于汉,不说卒于江上。第二,《吕氏春秋》说“昭王亲将征荆蛮”,宋忠也说“昭王南伐楚”。江汉可以互言,并没有什么稀奇,巡狩和征伐,以古人说话的不正确,也未必有什么区别。然则这件事情,依情理推度起来,实在是战败而死的。然则这一战究竟是败给谁呢?《左传》下文“昭王南征而不复,君其问诸水滨”。《杜注》:“昭王时汉非楚境,故不受罪。”依我看来,这句话实在弄错了的。按《史记·楚世家》,说熊绎受封居丹阳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,说就是汉朝的丹阳县。汉朝的丹阳县,是如今安徽的当涂县,未免离后来的郢都太远。清朝宋翔凤,有一篇《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》,根据《世本》(左桓二年《正义》引),说受封的是鬻熊,不是熊绎,这一层我还未敢十分相信;然而他考定当时的丹阳,是在丹水、析水入汉之处,实在精确不磨。他的原文道(见《过庭录》卷四): 《史记·秦本纪》:惠文王后十三年,庶长章击楚于丹阳。《楚世家》亦言与秦战丹阳,秦大败我军,遂取汉中之郡。《屈原传》作大破楚师于丹淅。《索隐》曰:丹淅,二水名也。谓于丹水之北。淅水之南。皆为县名,在宏农,所谓丹阳淅是也。按《汉志》:宏农郡丹水,水出上雒冢领山,东至析入钧。密阳乡,故商密也。浙即析县,并在今河南南阳府内乡县境内。《水经》: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领山,东南过其县南,又过商县南,又东南至于丹水县,入于均。《郦注》:丹水通南阳郡。《左传》哀公四年:楚左司马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:晋楚有盟,好恶同之。不然,将通于少习以听命者也。京相璠曰:楚通上洛要道也。《郦注》又云:析水至于丹水,故丹水会均,有析口之称。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西南,县有密阳乡,古商密之地,昔楚申、息之师所戍也。春秋之三户矣。杜预曰:县北有三户亭,丹水南有丹崖山,山悉赤壁,霞举,若红云秀天,二岫更有殊观。丹水又南径南乡县故城东北,又东径南乡县北,丹水径流两县之间,历于中之北,所谓商于者也;故张仪说楚绝齐,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,谓以此矣。《吕氏春秋》曰:尧有丹水之战,以服南蛮,即此水,又南合均水,谓之析口。是战国丹阳,在商州之东,南阳之西,当丹水析水入汉之处,故亦名丹析。鬻子所封,正在于此。 据此看起来,当时的楚国,正在汉水流域。昭王这一役,一定是和楚国打仗而败,渡汉溺死的。 其二,周朝的穆王,似乎是一个雄主:他作《命》,作《甫刑》,在内政上颇有功绩,又能用兵于犬戎。虽然《国语》上载了祭公谋父一大篇谏辞(《史记》上也有的),下文又说“自是荒服者不至”,似乎他这一次的用兵,无善果而有恶果;然而古人这种迂腐的文字,和事势未必适合。周朝历代,都以犬戎为大患,穆王能用兵征伐,总算难得。又穆王游行的事情,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不载,详见于《列子》的《周穆王篇》和《穆天子传》(《周书·束皙传》,《周王游行》五卷,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,今谓之穆天子传)。这两部书,固然未必可信;然而《史记·秦本纪》、《赵世家》,都载穆王西游的事;又《左传》昭十二年,子革对楚灵王也说“昔穆王欲肆其心,周行天下”;这件事,却不是凭空捏造的:他当时能够西游,就可见得道路平静,犬戎并不猖獗。其三,厉王出奔和共和行政的事。厉王出奔这件事的真相,也无可考见(不知道逐他的究竟是谁)。近来有人说,中国历代的革命都是“暴民革命”,只有这一次,却是“市民革命”(《饮冰室文集·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》)。依我看来,这大约是王城里头人做的事情。共和行政有二说:一种便是《史记》所说的“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”。还有一说,是出在《汲冢纪年》(又不是如今的《竹书纪年》)和《鲁连子》上的。说有个共伯,名和,摄行天子之事。这两部都是伪书,《史记正义》已经把这种说法驳掉了,一翻阅就可明白。 其四,西周的盛衰,其原因有可推见的。周朝受封于陕西,本来是犬戎的根据地(参看第六章第一节)。历代都和犬戎竞争,到大王、王季、文王,三代相继,才得胜利,周朝立国的根据,到此才算确定。同时他的权力,向两方面发展:一种是出潼关,向如今的河洛一带,后来渡孟津伐纣,营建东都,所走的都是这一条路。一种便是出武关,向汉水流域,所以韩婴叙《周南》,说“其地在南郡、南阳之间”(《水经注》三十四)。现存的《诗序》,也说“文王之道,被乎南国,美化行乎江汉之域”(《汉广序》。就周公奔楚,所走的也是这条路)。后来他权力退缩,受敌人的压迫,也是从这两方面而来。昭王南征而不复,便是对于南方一条路权力的不振。宣王号称中兴,尚且败绩于姜戎,可见得戎狄的强盛。到幽王时候,东南一方面的申(申国,如今河南的南阳市)和西方一方面的犬戎相合,西周就此灭亡了。这种形势,和前于此的商朝,后于此的秦朝,实在是一样的,通观前后自明。